匾额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匾”字本写做“扁”。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没有“匾”字，只有“扁”字。他解释说：“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意思是说：扁是题署的意思，它由户、册两部分组合而成，意思为题写在门户下的文字。“扁”字后来转作他用，于是人们在它的外面加上“匚”（fāng），新造“匾”字。扁本是一块长方形的木板，故字又作楄。由于声音的通转，又称匾为榜、牓、牌。匾又可称额，额本指前额，是眉毛以上头发以下的部分。因为匾牌悬挂在建筑物上的位置相当于人的额头位置，所以又称匾为“额”。合称则有匾额、匾榜、牌匾、牌额等名称。
匾额的历史可以远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据《逸周书•克殷解》记载：周武王牧野克殷以后，派毕公高、卫叔封“出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商容本是殷末贤臣，百姓爱之，而遭到商纣王的废黜。现在武王诛纣，所以要旌表商容所居住的里坊的门（即闾）。古代表闾的方法，就是将贤良者的姓名事迹镌刻于坊石上或刻于木牌挂在坊上，以示表彰。所以周武王表商容之闾，当是历史文献对匾额的最早记录。
时至汉代，便有宫殿题署的记载。相传丞相萧何精通书法，深善笔理，尝与张良、陈隐等讨论用笔之道。他使用一种秃笔来题额，创造了篆籀之体，时人谓之“萧籀”。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未央宫前殿竣工，他冥思苦想了三个月，才题写好此殿的匾额，字写得极其雄奇精妙，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又曾题写苍龙、白虎二阙，确定了署书的体例。西汉中期的汉武帝刘彻亦游心翰墨，正篆、行草、八分等字体皆出人表，又创造了鼎小篆，他曾经用复籀体题写了建章宫宫阙。两汉署书名家还有很多，难以尽举，但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则是汉末飞白体的创造。飞白体这种字体笔画露白，似枯笔所写，专用于题额。相传汉灵帝熹平年间，诏蔡邕作《圣皇篇》成，诣鸿都门，时方修饰，见役人以垩帚成字，甚悦，归而作飞白书。汉末魏初宫阙题署多用其体。湖南省开元博物馆藏匾，也有不少飞白书。
汉代统治者还推行了一项制匾表彰好人好事的制度。司马彪《续汉书•百官五》说：汉代的乡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这一制度在基层推广，全国每年所制匾额何止千万，使得匾文化在社会上广泛普及。汉魏之际的题额名家则有韦诞和梁鹄等人。韦诞精通小篆、正书、八分、章草和飞白等各种字体，尤其擅长题署。魏青龙年间，洛阳、许昌、邺城等三都的宫观建成，魏明帝便诏令他负责题署。这项工作极其艰苦危险。相传魏建凌云殿成，匠人误将匾额订死在殿上，殿极高，明帝命人以车绳引上韦诞，他将“凌云殿”三字写好下来，一头黑发全变白了。于是吸取教训，告诫子孙，再不要练大字了。梁鹄工正隶，宜为大字。魏宫题阙，皆鹄书。
唐宋元时期，匾额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变化。首先是最高统治者更加热衷于题匾之事，其中以宋统治者为最。如宋太祖统一天下后，曾书“天下一统”四大字张挂以示庆贺；又在自己的殿房上悬挂他手书的“公正明”匾，鞭策自己公正治国。他见朱雀门上有“朱雀之门”四字匾额，便问赵普，为何不只书“朱雀门”三字，多一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说“之”字是语助词。太祖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说明他特别讲究匾额的用字。宋神宗工书，为了炫耀自己的书技，他于“熙宁元年召辅臣观御书英德殿牌于迎阳门，元丰五年御崇政殿，召辅臣观灵景宫御书十一殿牌”。其他诸帝多儒雅善书，颇多题署。第二是出现了著名的书法理论专著——唐人张怀瓘的《书断》，此书专门论述了匾文书法及擅长匾书的人。第三是出现了专章记载匾额制作法的书籍——宋李诫的《营造法式》。第四是商匾的增多。第五是匾额的经济价值与文物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据《宣和书谱》记载：“方（米）芾书时，其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至于请求碑榜，而户外之屦常满。”另据唐李肇《国史补》载：“梁武帝造寺，命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匾于小亭以玩之。”第六是彰善瘅恶之匾增多。第七是出现了专门贬斥他人匾牌，而以自己匾书代替的情况。如《墨客挥犀》说，宋人“钟弱翁所至，好贬剥榜额字画，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第八是被贬谪至各地的大书法家、大文豪，留下了不少珍贵的题额墨迹。如禇遂良被贬潭州而书“大唐兴寺”，颜真卿初至吉州任司马时作“祖关”题额等。所有这些，都是匾文化向纵深发展的显著标志。
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匾牌的制作和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外部形制也相当完备，其应用功能则越来越多样化，留下的实物也特别繁夥，足资参考，无须多说。
匾额数量既多，势必进行分类。任何事物的区分都是一样，依据的标准不同，划分的类别就不一致。如根据材质，则可分为木匾、石匾、砖匾、瓷匾、竹匾、纸匾、绢匾、铜匾、铁匾、琉璃匾等，据说古代有金匾和银匾，但未见实物。若根据形制则可分为横匾、竖匾、手卷额、册页匾、虚白匾和秋叶匾等类。若根据时代则可分为唐匾、宋匾、元匾、明匾、清匾和民国匾等（唐以前无实物留存，可以不计）。
以上分类，主要着眼于匾额的外观形式。如果依据其内容与功用，则可析为如下几大类：第一是建筑物题名标志匾。凡重要建筑物必有名称，一般都要制作匾牌，用文字标记，以便识别与记忆，或榜示当世，垂训后人。其种类繁多。林声主编的《中华名匾》细分为宫殿楼阁、院校堂馆、关隘城堡、府第民居、庙宇寺观、陵墓祠堂、塔碑牌坊、洞穴摩崖、园林亭台、商铺商场等十余小目，比较全面。第二是祝贺庆颂匾。凡有喜庆之事，则相互赠赐匾额祝贺，以增进亲情、友情，表示鼓励、关爱。这类匾用途广泛，留下的实物也很多。可细分为祝寿匾（祝男寿、祝女寿、祝双寿）、贺学匾（贺进士、贺贡生、贺举人）、贺官匾（贺荣升、贺晋爵、贺封赠）及贺新居匾等。第三是彰善瘅恶匾。彰善是旌表好人好事，这主要是政府行为。瘅恶是斥责邪恶的人和事。这种匾牌起源最早。而《尚书•毕命》述周康王的命令说，要对殷余民“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表厥宅里就是要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牌坊、赐匾额，以表彰他们的住宅乡里。前面提到的《续汉书•百官五》里说应该挂匾表彰宅门的有四类人：①孝子顺孙；②贞女义妇；③让财救患者；④学士为民法式者。这四类匾湖南省开元博物馆里都有不少例证。而瘅恶之匾是与彰善匾相辅相成的。如宋人李昊原为前蜀臣，后唐灭前蜀，他起草降表；北宋灭后蜀，他又起草降表，毫无骨气。所以他的邻居便偷偷地在他家的大门上挂了一块牌子，题上“世修降表李家”六个大字，予以讽嘲。又如元人祝吉甫在西河上修了一座小楼，可以尽览湖山胜景。其富豪邻居却筑了一堵高墙挡住小楼。祝吉甫的好友赵孟頫看不惯，便在小楼上题了一块匾叫“且看”；大文豪贯云石（号酸枣）也题了一块匾叫“酸枣也看”，给予谴责。第四是勖勉训诫匾。如表示信念操守的“天下为公”、“天地正气”、“正大光明”、“淡泊明志”、“明镜高悬”等匾是。表示校规校训的则有湖南师范大学校训牌“仁爱精勤”，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则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等。此外，文人学者的书斋题额、座右铭刻也多属此类。
匾文是一种具有特殊款识的应用文体。完整的匾文除正文外，还有上款、下款与印章。此类匾文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①上款为题匾者，下款为受匾者、年月日；②上款为受匾者，下款为题匾者、年月日；③在上下款中附有受匾者生平事迹或制匾缘由的序或跋；④上款为题匾者，下款为年月日或上款为年月日，下款为题匾者。有的匾额上只有正文，上下款均无；有的只有正文和上款（或下款），则属于不完整匾文。匾额行文因其功用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喜用吉祥用语，通俗言辞，令人一望而知，兴趣盎然。有的擅长成语典故，含蓄蕴藉，读之使你回味无穷，大受裨益。
每一方匾额都是一件精美的书法作品。题写牌匾的大字书体名叫署书，是秦书八体之一。据南朝人萧子良说，这种书体由萧何所定，萧何“为（未央宫）前殿，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水”，足见其书法造诣之深。东汉蔡邕所造的飞白体也是专为题署所用，唐人张怀瓘《书断》赞曰：“妙哉飞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润色斯文。丝萦箭激，电绕雪雰。浅如流雾，浓若屯云。举众仙之奕奕，舞群鹤之纷纷。谁其覃思，于戏蔡君！”试问如此精美的榜书作品，谁不喜欢？曹魏梁鹄擅长正隶大字书匾。梁人袁昂说他的书法能使“太祖（指曹操）忘寝，观之丧目”，其水平之高，不言而喻。近人康有为在北碑的基础上发展变化，创造出一种独具风格的“康体”，其笔走龙蛇，纯以神行，所作碑匾，各有奇趣，当时的军阀官僚、富豪地主附庸风雅，趋之若鹜，纷纷请他题碑书额。匾额题署者多为书法大家或高官名人，所题文字，所钤印章，无不精心结撰，尽其高妙。匾额正文字体有篆、隶、行、楷、草及鸟虫、飞白、魏书、章草等，品类繁多，内容丰富，变化神奇。每悬一匾，可使江山增色，堂屋生辉，可使受匾者人气陡增，名播海内。
传统匾额又是一种精美的工艺品。其制作流程复杂，技艺高超，图案华美，雕刻精细，寓意深刻，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欣赏精美牌匾，如饮美酒香茗，使人陶醉，令人神往。
我国传统匾额的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体裁特殊，内容丰富，书法精妙，雕饰华美，价值连城，是绽开在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它是集语言、书法、字印、建筑、雕塑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具有丰富的内容与精美的形式。其积极的思想内容可以引发人们进行理性的思考与丰富的联想，使人从中受到启发，受到教益。其优美的外观形式可以使人得到艺术的享受，从而消除疲劳，愉悦身心。传统匾额历经沧桑，反映了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历史、地理、风俗民情等，是我们研究民族文化发展很好的实物例证，具有补史证史的功用。
我国匾额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存世的牌匾数以万计。然而除了一部分匾额因与著名建筑物融为一体而得以完整保存外，其余不少老旧牌匾由于历经沧桑，遭时多故，散落民间，无所底定，行将湮没。因此，收集珍藏各类古老的牌匾楹联，抢救珍贵的历史文物，实在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有鉴于此，余不揣绵薄毅然以为己任，主持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余前后历时二十余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收集珍藏各类牌匾上千方，其中历史文化名人的题匾就超过了六百方。现从其中精选出近三百方，制成拓片，加以校点阐释，集结为《华夏名匾》一书出版，以飨读者。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保护文化遗产，促进地方史的研究，展开对外文化交流，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