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匾额的记载和研究，古今皆有之。虽然我们对匾额具体的起源时间尚无法准确地考证，但从古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顺其脉络，理清其出现、发展、演变的进程，使我们对匾额的历史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
匾额起源于何时, 尚无准确的历史记载，各种资料中也是众说纷纭，普遍的一种观念认为，根据清代训诂学家段玉裁所说，最早出现匾额是汉高祖六年（即公元前200年），萧何题写的“苍龙”、“白虎”两关之匾额，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在汉代，文献中确实是有记载关于题写匾额的故事。在《太平广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著名的书法家韦诞．善于书写各种书体，尤其以题写匾额的书法最为精湛。皇帝刚刚建成凌云台时，命令韦诞为其题写匾额。后来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建成，又诏令韦诞为宫殿题写匾额，并且将其定为永远的制度。然而由于在宫殿，城楼上题写匾额在当时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在当时还以石制匾额居多，要题写就要被绳子吊在城楼上，所以韦诞就告诫他的后人，为了避免危险，不要学习榜书。可见在当时题写匾额远没我们现在想象的轻松。在魏晋时期，王公贵族不仅开始热衷于在宫殿城楼之上题写匾额，而且十分重视匾文的书法，具请当时的书法大家来题写。同样在《太平广记》中写到，孝武帝改建宫室及庙的大门，并想让王献之以隶草书题写匾额，然而王献之却退辞了。看来这些书法家也都是惜墨如金的，就连皇帝的邀约都不给面子。
到了唐代，无论是朝廷还是书法家，对匾文书法已愈加的重视。颜真卿在《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一文中，讨论了碑额题写书法的要点。身为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的颜真卿，他所写的这篇文章不仅仅代表了一个著名书法家的观点，更是整个朝廷从上到下对匾额书法的重视。
匾额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关于匾额的故事在许多资料中都有记载。在宋代的散文笔记中《邵氏闻见录》记载，太祖皇帝来到外城的朱雀门，亲自规划，唯独赵韩王普当时根从皇上。皇上指门上的匾额问普：“何不只写‘朱雀门’，‘之’有什么用啊？”普回答道：“这是语气助词。”太祖大笑道：“之乎者也，助得了什么事。”赵匡胤是个马上得天下的君王。他大约不喜欢文绉绉习气，所以有对门额“之”字那一番评论。但也足以见得皇帝对匾额的关注。皇帝尚且如此，下面的官员乃至百姓更是会争相效仿，匾额作为给建筑物命名的功能，已经不仅停留在单单起一个名字而已，而是开始对题字的内容字斟句酌了。从另一部笔记《桯史•刘蕴古》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民间赠匾留名应已不是奇事，而有钱之人，更是已造金匾，相对木匾而言，能更长久的保存以达到留名青史之功效。匾额的质地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多样的功能。
而在宋代，我们发现作为匾额最大的功能之一，也是使用得较广泛的商匾，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赵太丞家”医药铺首所悬挂“赵太丞家”的医药铺字号横匾，此外尚有四块竖匾，分别写有“大理中丸×养胃丸”、“治酒所伤良方集香丸”、“五劳七伤回春丸”、“赵太丞统理×妇儿科”等字样，使人们对该医药铺的特点一目了然。这些商匾的作用和今天我们做看到的仍然挂满大街小巷的店铺的匾额，如北京“同仁堂”、“稻香村”，杭州“楼外楼”等。
宋代匾额得到如此成程度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文化艺术的高度发达，另一方面得益于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使得匾额从官府到民间都相当的普遍，其功能也从标志雄伟的建筑物开始走向多样化，而文献的记载也随之丰富起来。
社会进入到明清时期，匾额已经是相当的盛行，形制也已经十分的完备，从斋堂雅号到官府门第，从修身立志到旌表贺颂，匾额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匾额的记载除了有李渔的《闲情偶寄》中有专门论述联匾，在各地方志以及中央政府的钦定则例中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关于匾额的记载。同时匾额又演化出成为礼仪规范承载者的功能。
通过对文献的解读，我们可以推测出这样的结论：匾额起步于两汉时期，发展于唐代，完备于宋代，兴盛于明清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