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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匾额与楹联

      牌匾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到秦汉时期。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建造长乐宫,据说,阙门牌匾上的“长乐宫”三个大字,就是刘邦亲自题写的。而“未央宫”三个字,则出自萧何手笔。应该说,刘邦、萧何之前,一定已经存在牌匾形式的文化现象。
      宋代流传着一则与牌匾相关的反间谍的故事,则是千真万確的。据说南宋时期有个叫刘蕴古的人,受金国派遣,以珠宝首饰商人的身份进入安徽寿春(今寿县)剌探军情。他有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评说金国一些无关紧要的军事、政治动态,赞扬南宋的“国泰民安”,表示如果朝廷用得着他刘蕴古,他一定尽心竭力帮助宋人对付金国。地方官很快将其人其事上报了朝廷,相关部门果然委派他为浙西帅司正八品迪功郎,协助处理些城池防务日常琐事。站稳了脚跟,如何通知主子呢?恰恰此时杭州胥公祠重修,有商人出资捐赠匾额一块。刘蕴古灵机一动,说匾额题写得不好,自己出资另作一块。待到郑重其事挂匾之日,众人才发现,刘蕴古的书法并不比那位商人的好,而且匾上竟刻上了刘蕴古的姓名和官职,不禁大为疑惑。有名官员原本就怀疑刘蕴古是金人探子,这下更有了把握。他说,这个刘蕴古,不是在巧借题匾的方法,向金人各路探子发通报,告诉他们联络地址和接头人吗?但上司们不认可,事情不了了之。刘蕴古得寸进尺,当他主动要求率领一万移民去紧邻金国的边地恳荒时,次相史浩终于警觉起来,刘蕴古很快露出了破绽,被斩首示众。
      楹联的诞生不会比牌匾晚多少,汉唐时期已经非常盛行了。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个女儿叫阿罗,自小聪明伶俐,深得父母宠爱。那一年端午节,白居易见夫人切开几个盐蛋端上桌来,文思涌动,招手要女儿过来,递了一只盐蛋给她。
       “阿罗,爹爹这里有付对联,你听清了。双手剖开舟两叶,内藏黄金白玉。一拳打破坛一个,中装玛瑙珍珠。”白居易眨一眨眼睛,笑着拍拍女儿的头,对她说:“你猜猜,爹爹说的是什么东西?”
      阿罗略略沉思一下,仰起臉望着白居易。“上联说的是盐蛋,下联说的是石榴!”说完,阿罗笑着加上一句:“爹爹考女儿啊……”
      白居易故作严肃的沉下臉来。“我的女儿还用得着考吗?你看,想都不用想,脱口而出!”
      小屋里隨即传出白居易的开怀大笑。
      诚然,牌匾和楹联是不可分的,大凡悬挂牌匾,必有楹联,大多数情况下,匾为点睛之笔,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据说和珅有个叫吴省钦的门人,后来官至提督学院。此人爱财如命,有一回赴某省作乡试主考,竟然大行贿考之事,无得无才者只要有钱便可中举。一穷书生愤愤不平,作一匾一联张挂于贡院门口。上联为“少目焉能识文字”,下联为“欠金安可望功名”,匾额为“口大吞天”,把吴省钦的大名拆将开来作一联,将其至国法于不顾,暗地里买卖功名的丑事公之于众。匾文说的是吴省钦欺君,联语说的是不给吴省钦送钱,有举人之才亦于功名无望,将督学大人贿送功名的事和盘托出。
      据说晚清时期,湖南祁东县和衡阳县紧邻之地有座财神庙,神龛上高悬一匾,叫“有求必应”。远近贫寒之士前去烧香求财的不少,然贫者自贫,富者自富,于是有人偷偷取走牌匾,在庙门两侧贴了付对联。上联为“只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下联为“不做半点事,朝来拜,晚来拜,使我为难。”,烧香礼拜者见了,自己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正是因为牌匾和楹联的诞生,一定有其特定的人文背景和社会环境,所以古老牌匾和古老楹联无一例外,都是忠实的历史文化使者,成为中华文明沃土上绽放的一株奇葩。宋代以降,牌匾和楹联成了士大夫阶层和文人雅士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书题匾额和楹联者非名流显贵莫属,受匾受联者非德高望重者无缘,于是牌匾和楹联便被视为家族的荣耀和骄傲,祖祖辈辈呵护传承,父子兄弟视其为家珍。
      书牌写匾题对联,明、清乃至民国时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活动,也是一种频繁使用的社交手段。文人雅士、官商绅士之家的楼台亭阁,水榭花园,厅堂书斋,都以悬牌挂联为典雅。非如此不成其为上流社会的雅士名流,非如此不成其为富贵完美的豪宅华居。那怕胸无点墨,为附膺风雅,也要悬牌挂匾,以示清高文雅。就是市井人家,为图个吉利,喜庆之日张贴纸写的门联横披也为寻常中事。这样一来,有显赫社会地位的历史文化名人书题的牌匾楹联,就理所当然成为牌匾楹联中的佼佼者了。
      马来西亚的槟城是个华人聚居的地方,华人中许多人家都精心保存着祖上传承下来的牌匾。《星州日报》的记者作了次专题釆访,发现这些牌匾有明、清时期的,也有民国时期的,华人们视其为炎黄文化的传承,先祖风范的纪录,宗族团结的纽带,子孙后代的荣耀,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因此,马来西亚的记者认为,华人牌匾应当被视作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中的活化石”。
      正是因为牌匾和楹联的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地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它们都被当作“封、资、修”的产物,圏划在“阶级斗争”被剿除扫灭的对象之中,历史文化名人题写的牌匾和楹联则几乎遭到灭顶之灾。2005年初夏,广州黄埔地区有人向文物部门提供一条线索,说是40年前那里兴修水利,拆毁了一座“祥镇军祠”,石刻《祥镇军祠》匾搬去加固堤坝,可能至今都在烂泥之中。原来鸦片战争时,镇总兵玛佳•祥福率1600名官兵抗击英国侵略者,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为了表彰全镇官兵,光绪皇帝赐匾建“祥镇军祠”祭祀英灵。封建帝王的手笔,正是打击的对象,岂能容它“苟活”世上?于是军祠被拆毁,牌匾沉冤烂泥。根据线索,文物部门组织了挖掘,果然在烂泥之中找到了《祥镇军祠》匾。
      英烈之匾尚且任由作践,其他匾额更是难逃劫难。湖南省开元博物馆内曾国藩所书《德洽宣恒》、宋子文所书《懿范式昭》、陈炯明所书《婺宿联辉》等牌匾污垢斑驳,创割历历,字迹模糊;沈葆桢所书《县丞》匾作了厕所门、彭玉麟所书《懿节维伧》匾在牛栏里当饲料垫板……凡此种种,都是历史文化名人牌匾“九死一生”的铁证。能从天灾人祸中幸存下来的历史文化名人书题的匾额,已经为数不多了。
      这就完全有理由认为,收集珍藏古老的各类牌匾楹联,是在抢救伟大的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上散失的枝叶,既是对历史的呵护,更是对历史的尊重,是一项惠及子子孙孙而功德无量的事情。